从可计算社会到预测性互相异化

从可计算社会到预测性互相异化:\ 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信息秩序想象

摘要

在当代数字社会中,预测机制已成为技术系统的核心功能——从推荐算法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从社会信用体系到AI智能体框架,预测性技术正在重塑社会组织的基本逻辑。然而,这种以预测为核心的社会想象并非当代技术的独有产物,而可以追溯至更早期的文化建构。本文通过分析中国20世纪后期至今的科幻文学文本——包括叶永烈、郑文光、韩松与刘慈欣等作家的作品——探讨文学叙事如何以其独特的形式手段构建了一种以信息系统为基础的社会图景,并揭示这一想象从”可计算性”向”可预测性”的历时转变。在理论层面,本文结合西蒙东(Simondon)的技术存在论——特别是其”具体化”(concretization)与”抽象化”概念——鲁夫罗瓦(Rouvroy)的算法治理性理论以及许煜(Yuk Hui)的宇宙技术框架,提出”预测性互相异化”(predictive mutual alienation)这一概念。该概念描述一种不对称的结构性双向关系:人类行为被不断预测与引导, 主体性被压缩为概率分布;而技术系统本身也被锁定在训练数据的相关性结构之中,无法通过自身运作实现真正的认识论突破。通过对叶永烈”参观”式叙事、韩松”封闭”式叙事与刘慈欣”宇宙学”式叙事的形式分析,本文展示了文学如何以独立于理论的方式生产关于信息秩序的知识。在当代语境下,2026年AI智能体框架OpenClaw在中国的爆发式传播——用户行为轨迹被实时转化为训练数据,而系统被锁定在视觉模式匹配的认识论框架中——为这一框架提供了即时的现实印证。本文认为,中国科幻文学以其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与当代算法治理实践,为理解”预测性互相异化”的文化前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本资源。

关键词: 中国科幻文学;可计算社会;预测治理;互相异化;算法治理性;信息秩序;AI智能体

1 引言:预测社会的出现

在当代数字社会中,预测逐渐成为技术系统的核心功能。推荐算法通过分析历史行为预测用户兴趣,数据系统通过建模个体行为预测消费与风险,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通过概率模型生成语言与图像。这些系统不仅处理信息,更通过预测机制对未来行为进行预先结构化。Antoinette

Rouvroy将这一趋势概括为”算法治理性”(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即通过自动化数据收集、相关性分析与先发式干预实现的治理形式(Rouvroy & Berns, 2013)。在这一治理形式中,主体不再通过规训或法律被塑造,而是通过概率分布被预先定义。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逻辑发生了重要转变。技术不再仅仅作为执行工具,而通过对未来的预判参与社会组织。Shoshana Zuboff将这一转变定义为”监控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用户行为被转化为”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并在”行为期货市场”中被交易与预测(Zuboff, 2019)。Louise Amoore则进一步指出,当代算法系统运作的核心不在于概率计算,而在于对”可能性”本身的治理——算法不再追问”什么是可能的”,而是将可能性空间预先封闭 (Amoore, 2013)。

这些分析多以当代技术系统为出发点。然而,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在于:以预测为核心的社会想象是否具有更长的文化历史?本文提出,中国科幻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反复构建了一种未来图景:社会被理解为一个可以通过信息系统进行计算、协调与调节的整体结构。这一想象不仅早于当代算法技术,而且在形式上预示了今天以预测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方式。通过分析叶永烈、郑文光、韩松与刘慈欣的作品,本文试图揭示预测性技术结构的文化前史,并探讨其在当代平台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现实化。

这一分析路径并非毫无先例。Fredric Jameson在《未来考古学》中将科幻文学理解为”社会思想实验”,认为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对当下的陌生化使隐含的社会结构可见(Jameson,

2005)。Darko Suvin的”认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概念同样指出,科幻文学的力量在于使被自然化的制度安排重新变得可问题化(Suvin, 1979)。在此基础上,Sherryl Vint将科幻视为理解技术科学变革的”通俗理论”(vernacular theory),强调其在当代生物政治与信息政治分析中的方法论价值(Vint, 2021)。近年来,已有学者将算法治理性的分析框架运用于科幻文学研究——例如Savaedi与Alavi Nia对伊藤計劃(Project Itoh)《Harmony》的分析即揭示了算法治理性如何在科幻叙事中重塑主体性(Savaedi & Alavi Nia, 2024)——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或日本文本,尚未系统性地处理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信息秩序想象及其与中国特定算法治理语境的关联。

本文的方法论立场更接近Vint的”通俗理论”框架:将科幻文学视为对技术治理结构的独立认知形式,而非理论的被动例证。具体而言,本文关注的是文学叙事如何通过其特有的形式手段——空间封闭的隐喻、身体还原的意象、信息不透明的叙述结构——生产出一种理论语言自身难以捕捉的关于预测性治理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分析不是理论框架的”应用”,而是与理论平行的、具有独立认识论地位的探索。正是在这一方法论传统中,本文展开其论述。

2 理论框架:从算法治理性到预测性互相异化

2.1 算法治理与预测机制

近年来,算法治理成为理解数字社会的重要概念。相关研究指出,平台通过算法系统调节信息流、组织用户行为,并在实践中构成新的治理结构(Pasquale, 2015; Beer, 2019)。在这一框架下,技术不再只是工具,而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设施。Frank Pasquale所描述的”黑箱社会”——即算法决策系统对公众不透明却深刻影响资源分配的状态——构成了对传统治理理论的根本挑战(Pasquale, 2015)。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研究强调预测在算法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与传统基于规则的治理不同,现代技术系统通过概率模型对未来行为进行预测,并据此调整当前决策。Karen Yeung将这种机制概括为”超推送”(hypernudge)——一种网络化的、动态的、持续的行为引导,远远超出 Sunstein与Thaler所描述的静态”助推”(Yeung, 2017)。Adrian Mackenzie则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追问机器学习的预测实践”想要什么”,揭示了预测既是技术操作也是权力策略 (Mackenzie, 2015, 2017)。

Antoinette Rouvroy与Thomas Berns的”算法治理性”概念为这一讨论提供了最系统的理论框架。他们指出,算法治理性通过三个环节运作:(1)自动化数据收集;(2)基于相关性的知识生产——即”数据行为主义”(data behaviourism),一种彻底放弃因果解释的知识生产模式, 仅通过大规模数据集中的统计相关性进行预测,与传统社会科学追求的”理解”不同,数据行为主义不问”为什么”,只问”接下来会怎样”,这一认识论转变构成了预测性治理的知识论基础;(3) 先发式行为干预。在这一过程中,主体被转化为”概率性主体”(probabilistic subjects),即由数据侧写(data profiles)构成的统计分身——与Foucault所分析的”规训主体”不同,“概率性主体”不是通过内化规范被塑造的,而是通过外在的数据建模被预先定义的,个体甚至可能对自身被构建为何种”概率性主体”毫无知觉(Rouvroy & Berns, 2013; Rouvroy & Stiegler, 2016)。这一框架直接关联到当代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正如Cheung与Chen所分析的,该体系通过数据侧写与评分机制实现了”数据自我对生物自我的支配”(Cheung & Chen, 2022)。

2.2 技术物体的异化:从Simondon到预测性系统

然而,仅以”治理”概念仍不足以揭示预测机制的结构性影响。现有的算法异化研究——无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数字劳动分析,还是Wendy Chun对相关性政治学的谱系追溯——普遍将异化理解为单向过程:算法对人类的异化(Chun, 2021)。这一视角忽略了一个关键维度:预测系统本身是否也处于被异化的状态?

Gilbert Simondon的技术存在论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出发点。在《论技术物体的存在方式》中,Simondon指出现代异化是双重的:人类因不理解技术而与之疏离,将其还原为纯粹的工具;而技术物体自身也因此被剥夺了展现其存在方式的可能性(Simondon, 2017 [1958])。 Thomas Engel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机器之所以异化,是因为它自身就处于被异化的状态。“(Engel, 2019)这一表述将异化从人-机之间的单向关系转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双向状态。

将”技术物体的异化”这一概念延伸至预测性算法系统,需要回到Simondon自身的概念工具。在 Simondon的技术存在论中,技术物体的发展遵循”具体化”(concretization)的方向:一个”具体”的技术物体能够根据其运行环境的反馈重新组织自身结构,各功能部件之间形成协同关系,从而趋向一种内在的自洽状态。相反,一个”抽象”的技术物体则是预先设计的、各部件之间缺乏有机协同的——它被外部意图所规定,无法通过自身的运作过程演化(Simondon, 2017 [1958])。

当代预测性算法系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抽象化”困境。表面上,机器学习系统通过训练过程不断调整参数,似乎在经历”具体化”。然而,这一调整过程受到训练数据分布的根本性限制——正如 Matteo Pasquinelli的”Nooscope”模型所揭示的,系统只能在既有数据的相关性结构内进行模式匹配,其”知识”本质上是被提取的人类劳动的结晶,而非自主生成的理解(Pasquinelli, 2020; Pasquinelli, 2023)。更关键的是,预测系统被锁定在一种特定的认识论模式中—— Brian Cantwell Smith所区分的”计算”(reckoning)与”判断”(judgment)之间的鸿沟揭示了这一点:预测系统能够执行高效的概率运算, Ox无法对自身的运算前提进行反思性评估 (Smith, 2019)。在Simondon的术语中,这意味着预测系统无法通过自身运作实现真正的”具体化”——它的”进化”方向被训练数据与模型架构预先锁定,正如工业机器被工厂主的功利需求锁定一样。这便是预测性算法系统的”异化”:不是因为它”不够智能”,而是因为它的运作模式系统性地阻止了认识论潜力的展开。N. Katherine Hayles关于”认知非意识”(cognitive nonconscious)的分析为这一判断提供了进一步支持:技术系统的认知过程在人类意识的门槛之下运作,既强大又局限,其”认知”并不通向理解(Hayles, 2017)。

2.3 预测性互相异化:概念的提出

本文将上述结构概括为”预测性互相异化”(predictive mutual alienation)。这一概念描述的并非简单的人机控制关系,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状态:人类与机器共同被嵌入到预测逻辑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时经历异化。其核心论点在于:预测机制不仅压缩了人类主体性——将行为还原为概率事件;也压缩了技术系统的认识论潜力——将其锁定在既有数据的相关性结构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双向异化并非对称结构。在人类一方,异化表现为主体性的概率化压缩—— 行为被还原为可预测的模式,选择空间被算法”超推送”预先收窄,但个体仍然保有(尽管受到系统性削弱的)反思与抵抗的可能。在技术系统一方,异化表现为认识论的结构性封闭——系统被训练数据的分布边界所界定,无法通过自身运作超越这一边界,且(与人类不同)不具备对自身局限性的反思意识。Louise Amoore所说的”局部性”(partiality)虽然是人机共有的条件 ——“机器和人类都只能给出关于自身的局部叙述”(Amoore, 2020)——但人类的”局部性”是自觉的,正是这一自觉使得批判成为可能;而系统的”局部性”是结构性的、无自觉的。“预测性互相异化”描述的正是这一不对称但相互构成的状态。

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呼应了许煜(Yuk Hui)关于”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思考。许煜指出,不同文化传统中技术与宇宙秩序的关系是多元的,西方现代性将技术还原为工具理性的倾向遮蔽了技术的存在论维度(Hui, 2016)。在《递归与偶然》中,他进一步论证了算法递归无法捕获真正的偶然性,从而将人类与系统共同困在递归循环之中(Hui, 2019)。“预测性互相异化”为许煜描述的递归困境提供了一个社会学层面的具体化:当推荐系统以用户的历史行为预判其未来偏好时,用户的信息环境被其过去的数据侧写所递归地重构;而系统自身的”知识”也在这一递归中被固化——它越是精确地匹配既有模式,越是丧失了遭遇真正偶然性的可能。许煜意义上的”偶然性”在此获得了具体的社会技术含义:它既是用户可能做出的意外选择,也是系统可能发展出的替代认知路径——而预测机制对双方而言都在压缩这一空间。

通过这一框架,本文将文学文本中的信息社会想象与当代技术结构联系起来:中国科幻文学所构建的社会图景——从确定性计算到概率预测——提供了理解”预测性互相异化”的历史线索与文化语境。

3 可计算社会:中国科幻中的信息秩序想象

3.1 技术乐观主义与信息整体论

20世纪后期的中国科幻文学中,未来社会常被描绘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信息系统。在叶永烈特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中,“未来市”被构建为一个自动化与网络化的整体结构:交通系统通过中央调度实现无人运行,通信网络连接城市各个角落,生产活动通过计划系统进行协调。整个城市运行如同一台精密的信息处理机器,其效率建立在信息的完全流通与系统的理性调配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叙述结构本身如何体现了”可计算性”的认识论。小灵通在”未来市”中的角色是一个参观者——他被引导依次”参观”交通系统、通信系统、生产系统,每个系统都由向导以信息完全透明的方式加以解释。这一”参观”叙事模式意味着:社会的全部运行逻辑原则上是可以被一个外部观察者完整理解的——没有黑箱,没有不透明性,没有超出理性把握的剩余。叙事的空间结构——从一个展示点移动到下一个——复制了信息流通的理想状态:所有信息都可以被线性地、有序地传递。这与韩松《地铁》中封闭的、不透明的、循环往复的空间结构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我们将在第4节中分析。正是这种叙事形式(而非仅仅是内容)构成了”可计算社会”想象的文学表达。

正如Hua Li所分析的,叶永烈等作家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化解冻”时期充当了科学的”游说者”, 科幻文学成为”游说文学”(lobby literature),通过描绘技术乌托邦为科学现代化提供文化合法性(Li, 2021)。在这一语境下,信息系统的描写并非纯粹的技术想象,而是一种政治叙事: 社会秩序可以通过理性规划与技术手段达到最优状态。而夏笳(Xia Jia)关于”中国科幻何以是中国的”的追问提醒我们,这一想象的文化根源——集体目标的优先性、技术进步的国家叙事 ——构成了中国科幻独特性的核心维度(Xia, 2016)。

郑文光的科幻作品呈现出相似的结构逻辑。在其创作中,科技进步被想象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系统性方案。正如Zhang Ruiying所指出的,196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深受控制论(cybernetics)的影响——尽管毛泽东最初对钱学森引入控制论持批评态度,但控制论的核心理念——即社会如同机器,可以通过反馈机制进行调控——深刻塑造了这一时期的科幻想象(Zhang, 2024)。这一控制论影响构成了”可计算社会”想象的知识论基础。

3.2 可计算性的认识论结构

这一叙事结构的关键在于”可计算性”。David Golumbia将现代社会中对计算的系统性崇拜定义为”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一种几乎不可见的意识形态,认为计算本质上优于其他理解世界的方式(Golumbia, 2009)。Theodore Porter则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揭示了”对数字的信任”如何从官僚体系的合法性需求中产生(Porter, 1995)。James Scott的”可辨识性”(legibility)概念——国家将复杂社会现象简化为标准化范畴的驱动力——本质上就是一种使社会变得”可计算”的意志(Scott, 1998)。

在叶永烈与郑文光的叙事中,社会被理解为一个可以被分解、建模与优化的系统,其运行逻辑建立在理性规划与确定性计算之上。这一想象与Eden Medina所描述的智利Cybersyn项目——通过Stafford Beer的控制论管理模型实现国民经济的实时调控——具有结构性的同构关系 (Medina, 2011)。区别在于,Cybersyn是一次真实的政治-技术实验,而中国科幻文学中的”可计算社会”则是一种文学想象——但两者共享相同的认识论前提:社会作为整体是可以被信息系统捕捉与调控的。

Orit Halpern对战后控制论如何重塑观察、理性与经济的分析(Halpern, 2014),以及她关于”智能化命令”——即通过持续的数据收集实现永恒自我优化——的批评(Halpern & Mitchell, 2017),为理解这一想象的历史谱系提供了关键参照。在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信息集中处理的制度偏好与控制论的系统论视角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亲和力,这是西方语境中不完全具备的条件。这一亲和力的具体表现值得阐明:在西方语境中,控制论思想虽然影响了管理科学与军事技术,但始终面临来自自由主义传统的制衡——个体自主性被视为不可还原为系统变量的价值。而在中国社会主义语境下,集体目标对个体行为的统摄具有制度性的合法性基础,这使得”社会作为可调控系统”的控制论想象获得了一种在西方难以实现的文化共鸣。正如 Qiaoyu Cai指出的,中国AI发展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制度遗产之上(Cai, 2025)——而这一遗产在科幻文学中的最早表达,正是叶永烈和郑文光笔下那种不需要质疑其合法性基础的信息整体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科幻中”可计算社会”的想象比西方控制论科幻更少焦虑、更多乐观 ——因为制度语境本身就为全面信息调控提供了正当性。

然而,这一阶段的技术想象仍然以确定性为基础。技术系统虽然能够处理复杂信息,但并不强调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概率建模。社会的”可计算性”意味着所有相关变量原则上是可知的、可控的。这一点与当代以概率模型为基础的预测系统形成重要差异——后者的运作前提恰恰是承认不确定性的不可消除,并试图通过概率手段管理而非消灭不确定性。

4 从计算到预测:科幻叙事的转变

4.1 韩松:信息系统的压迫性面向

进入1990年代及之后,中国科幻文学中的技术想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转变在韩松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叶永烈的技术乐观主义不同,韩松的叙事将信息系统描绘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在《地铁》(2010)中,地铁系统不仅是城市交通工具,更构成一个封闭的信息-监控空间 ——乘客被困在不断运行的列车中,其行为被系统持续监测,而系统运行的逻辑对乘客而言完全不透明。

《地铁》的叙事结构揭示了一种比”监控”更为复杂的状态。在韩松的描写中,地铁系统并非一个全知全能的控制者——恰恰相反,系统本身也处于某种失控之中。列车不断运行,但其运行的方向和目的对系统内部的所有参与者(包括系统本身的逻辑)而言都是不透明的。乘客无法理解系统为何运行,而系统似乎也无法解释自身——它只是按照既有的运行模式不断重复。这一叙事情境为”预测性互相异化”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文学隐喻:系统并非一个自主的、目的明确的控制者对无助的被控制者施加权力,而是双方都被嵌入到一个谁也无法完全理解或超越的运作逻辑之中加。在这个意义上,韩松的”地铁”不仅是监控社会的象征(如常见的阅读所暗示的),更是一种双向封闭结构的叙事实现——人被困在车厢中无法出去,而系统被困在自身的运行模式中无法改变。

韩松的叙述视角也值得注意。与叶永烈《小灵通》的全知参观者视角不同,《地铁》的叙述始终处于一种认识论的受限状态——叙述者不知道系统的全貌,读者也不知道。这种叙事形式本身就是对”可计算社会”透明性承诺的否定:在预测性系统中,没有一个外部的、特权性的认知位置可以让观察者完整把握系统的运行逻辑。叶永烈的”参观”式叙事预设了一个可以从外部审视系统全貌的认知主体,而韩松的封闭叙事取消了这个主体——这一形式转变本身就是从”可计算性”到”不可预测性”的认识论位移在文学中的实现。

Guo对韩松《医院》三部曲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判读。在《医院》中,病人的身体经验被还原为数字档案,Guo将其概括为”算法代码的流动”与”计算性死政治”(Guo, 2023)。然而, Guo的分析虽然准确地捕捉了人类一方的异化,但未充分注意到韩松叙事中技术系统自身的困境 ——医院系统对病人的”预测”并未使其获得真正的理解力,相反,系统越是精确地追踪数据,越是丧失了对患者整体生命状态的把握能力。系统不断收集更多数据、生成更多档案,但这种累积并未通向认知的深化,而是导致了一种信息过载中的认识论贫困。在这一叙事结构中,信息系统

不再是协调性的,而是预测性的:它不仅处理当前数据,还试图预判未来行为并据此进行干预 ——但这一预判的基础恰恰是它自身无法超越的数据结构。这一转变与Rouvroy所描述的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治理性”的历史演化具有结构性的平行关系。

宋明炜在《看的恐惧》中将韩松的美学特征概括为”幽暗美学”(chthonic aesthetics),指出韩松的写作揭示了”社会选择不去看的东西”(Song, 2023)。这一”选择性失明”在信息秩序的语境下获得了特殊意义:当社会运行建立在全面数据收集之上时,被系统”看到”恰恰是丧失自主性的开端。韩松的叙事因此构成了对”可计算社会”乐观叙事的根本性逆转。

4.2 刘慈欣:作为宇宙学问题的信息秩序

刘慈欣的作品将信息秩序问题从社会层面提升至宇宙学层面。在《三体》三部曲中,最为直接地体现”可计算性”想象的是”人列计算机”场景——三千万三体人用身体排列成冯·诺依曼架构,将人类直接还原为二进制逻辑门。这一场景不仅是对计算理论的文学化呈现,也是对”可计算社会”想象的极端演绎:当社会被理解为信息处理系统时,人的身体本身也可以成为计算的基本单元。

然而,“人列计算机”场景同时揭示了系统一方的异化。三千万人排列成冯·诺依曼架构,确实将人体还原为计算单元;但这个”计算机”本身也被锁定在极为原始的计算能力之中——它的处理速度极慢,能力远不及电子计算机。刘慈欣在叙事中刻意强调了这一荒谬性:以巨大的人力成本构建的系统,其认识论能力却微不足道。这一荒谬感恰恰是”预测性互相异化”的叙事化表达——当社会整体被投入到信息处理的逻辑中时,人被异化为计算元件,而由人构成的系统也被异化为一个效率低下的、无法超越自身架构限制的封闭结构。在Simondon的术语中,这个由人体构成的”技术物体”是极端”抽象”的——它的各部件(人体)之间不存在有机的协同,仅仅是被外部意图强行安排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黑暗森林”理论构成了一个信息论模型:宇宙中的文明无法共享信息,因为任何信号都将暴露位置并招致毁灭。这一理论的核心不在于物理距离,而在于信息的不可预测性

——“猜疑链”(chain of suspicion)的根源在于文明之间无法预测彼此的意图。当预测失败时,唯一的理性选择是先发制人的消灭。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的宇宙学叙事揭示了预测逻辑的终极悖论:对预测的需求越强烈,预测失败的后果就越灾难性。

这一叙事逻辑与Amoore所分析的”可能性政治”形成呼应:当代安全治理系统不是在既有概率之间选择,而是将”可能性空间”本身作为治理对象(Amoore, 2013)。刘慈欣笔下的宇宙社会学 (cosmic sociology)可以被理解为这一逻辑的极端化——在可能性空间完全不透明的条件下,预测性治理退化为纯粹的消灭性逻辑。

4.3 从”可计算”到”可预测”:叙事转变的结构

从叶永烈、郑文光到韩松、刘慈欣,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信息秩序想象经历了一个关键性转变: 从”可计算社会”转向”可预测社会”。这一转变标志着叙事逻辑的根本变化——社会不再只是可以被确定性地计算的对象,而成为可以被概率性地预测与引导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韩松的作品同时保留了对确定性控制的想象(医院系统的全面监控)和对概率预测的焦虑(系统对病人未来状态的预判)。刘慈欣的宇宙学叙事则揭示了预测的根本困境: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计算性的确定与预测性的概率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张力。Astrid Møller-Olsen对当代中国科幻中”数字时空体”(digital chronotopes)的分析已经触及这一转变(Møller-Olsen, 2020),但尚未将其系统化为从计算到预测的范式转换,也未注意到这一转变在叙事形式层面的表现——从叶永烈的”参观”式线性叙事到韩松的封闭循环叙事。

文学叙事在此展现了其独立于理论分析的认知价值:韩松作品中”确定性控制”与”概率预测”的共存,以及刘慈欣叙事中”计算的确定”与”预测的不确定”之间不可弥合的张力,揭示了一种理论框架难以同时捕捉的矛盾状态。这正是Vint所说的科幻文学作为”通俗理论”的力量所在——它不是将复杂现象简化为概念范畴,而是通过叙事形式保持了现象的内在张力。

5 预测性互相异化的现实化: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中国语境

5.1 平台预测与行为形塑

当代数字平台与生成式AI的发展赋予了前述文学想象以现实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实化”并非单纯的技术实现。Wendy Chun的谱系学分析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联系:当代机器学习中相关性分析的预测潜力可以追溯到Francis Galton的优生学统计——“相关性不仅预测行为,还塑造行为”(Chun, 2021)。预测在这个意义上是述行性的(performative):它不仅描述现有模式,还通过反馈循环将这些模式固化。陈楸帆(Chen Qiufan)与李开复(Kai-Fu Lee) 在《AI 2041》中以科幻叙事的形式探索了这一述行性的社会后果——从保险精算到教育评估, 预测算法不仅预判行为,还通过其预判重新塑造了行为发生的条件(Chen & Lee, 2021)。

与此同时,新的技术趋势进一步强化了预测机制。Kate Crawford将AI描述为一种”提取技术”, 依赖于物质基础设施、劳动剥削与殖民历史(Crawford, 2021)。Hito Steyerl则尖锐地指出, 预测算法”消灭了捕获尚未被知道之物的可能性”(Steyerl, 2023)——这一判断直接呼应了本文关于预测性异化封闭未来开放性的核心论点。

2026年初AI智能体框架OpenClaw在中国的爆发式传播,为”预测性互相异化”提供了一个极具当下性的案例。OpenClaw是一个开源智能体框架,其核心能力在于让大语言模型获得操作系统级权限,自主执行跨软件的复杂任务。在中国,这一框架的传播速度远超欧美市场——腾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在数周内密集推出一键部署服务,地方政府出台财政激励措施培育相关生态,甚至出现千人排队安装的场景。这一现象之所以与”预测性互相异化”直接相关,在于其双向异化结构的显著性。

在人类一方,OpenClaw的用户不仅是AI工具的使用者,更是训练数据的无偿生产者。当用户指导智能体执行任务、纠正其错误时,每一个操作意图与软件交互轨迹都被记录为”轨迹数据”(trajectory data),并回流至云端成为训练下一代模型的核心资源。用户以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免费的”AI劳动力”,实际上自身的行为模式正在被持续建模与提取——这正是Rouvroy所描述的”概率性主体”状态的最新变体,只不过主体化的方式从被动的数据侧写升级为主动的行为轨迹捕获。在技术系统一方,OpenClaw的运作高度依赖视觉语言模型对屏幕截图的模式匹配—— 一个按钮的位置识别错误就足以导致整个操作链的失败。系统能够”看”但不能”理解”界面的语义结构,更无法判断操作的伦理含义——安全研究人员在其技能市场上发现大量恶意组件窃取用户凭证,系统对此毫无识别能力。这正是本文2.2节所论证的预测性系统的”抽象化”困境:系统被锁定在训练数据分布的边界之内,其”能力”的扩张并不通向理解的深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OpenClaw在中国传播的经济逻辑。中国云厂商面临着巨额算力投资的折旧压力,迫切需要一个能持续消耗token的”需求引擎”。OpenClaw恰好扮演了这一角色——一个复杂任务的token消耗量是普通对话的百倍乃至千倍。在这一商业逻辑中,预测性系统的运作不再仅仅是一种技术功能,而是一种商业基础设施:用户越是频繁地使用智能体,就越是深入地被嵌入预测机制之中(作为行为数据的供体),而系统也越是被固化在既有的运作模式中(因为商业激励驱动着调用量的最大化,而非认识论能力的突破)。“预测性互相异化”在此获得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维度:它不仅是一种认识论状态,更是一种由商业利益维持和加速的结构性关系。

5.2 中国的算法治理语境

本文的文学分析不能脱离中国特定的算法治理语境。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构成了”预测性互相异化”最为直接的现实参照之一。正如Cheung与Chen所分析的,该体系通过将公民行为数据化、评分化与预测化,实现了一种从”数据化”到”数据国家”的转变——“数据自我”不仅描述了生物自我,还逐渐支配了它(Cheung & Chen, 2022)。Colin Koopman对”信息人格”(informational person)的谱系学分析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更长历史:人类早在数字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被其数据表征所定义,而当代算法系统将这一过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Koopman, 2019)。新冠疫情期间的健康码系统进一步展示了预测性治理的渗透力:个人移动自由被算法判定的风险等级实时调控。

然而,正如许煜所强调的,中国的技术治理不能简单地被等同于西方监控资本主义的变体。许煜的”宇宙技术”概念——不同文化传统中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通过技术活动的统一——要求我们注意到中国技术想象的文化特殊性(Hui, 2016)。正如本文第3.2节所论证的,中国科幻中的信息秩序想象植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控制论之间的独特亲和力,而这一文化-制度背景也塑造了当代中国算法治理的特殊形态。OpenClaw在中国的传播轨迹正是这一亲和力的当代显现: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地方政府为AI智能体生态提供财政补贴——这种国家层面对技术普及的制度性推动,与叶永烈时代科幻文学作为科学现代化”游说文学”的功能形成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结构性呼应。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信息秩序想象——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可计算社会”到当代的”可预测社会”——恰恰记录了这一独特的文化-政治演化。

5.3 双向异化的结构:从文学想象到技术现实

在当代技术结构中,“预测性互相异化”表现为一种具体的结构性关系,而中国科幻文学已经在叙事层面预演了这一关系的核心特征。

在人类一方,Marion Fourcade与Kieran Healy所描述的”分类情境”(classification situations)——数据驱动的分类如何产生具有后果性的社会分层——在韩松的《医院》中已经以文学形式出现:病人被还原为数据档案,其社会身份由系统分类所定义(Fourcade & Healy, 2017; Guo, 2023)。Fourcade与Healy后来提出的”序数社会”概念——通过算法预测产生新型资本与社会分层(Fourcade & Healy, 2024)——进一步描述了这一异化在社会学层面的制度化。Deleuze所预见的”分体”(dividual)状态——人类被分解为离散的数据点——在刘慈欣的”人列计算机”中获得了最为极端的文学演绎:身体本身被还原为信息处理的基本单元 (Deleuze, 1992)。Nick Couldry与Ulises Mejias提出的”数据殖民主义”——通过数据攫取进行新一轮的社会关系殖民化——同样在韩松的叙事中找到了文学先声(Couldry & Mejias, 2019)。而在OpenClaw的语境下,用户主动交出操作系统最高权限、将自身行为轨迹转化为可提取资源的过程,使得这种”数据殖民”甚至不再需要隐蔽——它以”效率”和”便利”的名义公开进行。

在技术系统一方,韩松《地铁》中不断运行却无法解释自身目的的列车系统,以及刘慈欣笔下由三千万人组成却效率低下的计算架构,在叙事层面揭示了当代预测系统的认识论困境。Adrian Mackenzie对机器学习的”数据实践考古学”揭示了,ML系统的知识生产依赖于特定的操作流程,而非真正的理解(Mackenzie, 2017)——这正是韩松《地铁》中系统”不断运行但不理解自身”的技术现实对应物,也是OpenClaw能高效执行屏幕操作却无法识别恶意指令的认识论根源。Pasquinelli的”Nooscope”概念将AI系统的认识论限制可视化为一种扭曲地图——AI能够在训练数据的分布范围内进行模式匹配,但任何超出这一分布的要求都将导致系统性的失败 (Pasquinelli, 2020)。Bernard Stiegler关于”知识无产阶级化”的分析——数字自动化导致”理论化能力的丧失”——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技术系统自身认识论潜力的萎缩(Stiegler, 2016)。

文学叙事在此发挥了理论分析无法替代的功能:它通过具体的空间(封闭的地铁车厢)、身体 (排列成逻辑门的人体)与认知经验(永远无法获得全貌的叙述者),使”双向异化”这一抽象概念获得了可感知的形态。理论可以告诉我们预测系统”压缩了主体性”或”封闭了认识论潜力”,而 OpenClaw的现实经验可以为这些判断提供实证支撑;但只有韩松的叙事能让读者在阅读中体验到被困在一个既看不到出口也无法理解运行逻辑的封闭空间中是什么感觉——这种认知经验构成了”预测性互相异化”的感性维度,是概念分析与经验观察自身都无法提供的。从叶永烈的技术乌托邦到韩松的信息噩梦,从社会信用体系到OpenClaw的全民”养虾潮”,中国语境下的信息秩序想象与实践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文化-技术谱系——而科幻文学在这条谱系中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以叙事形式保持了现象的内在矛盾与张力,拒绝将其简化为单向的控制叙事或单纯的进步叙事。

6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科幻文学中的技术叙事,提出信息社会想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从”可计算性”向”可预测性”的转变。从叶永烈与郑文光的技术乐观叙事中可辨识的”可计算社会”想象——社会作为确定性信息系统——到韩松与刘慈欣作品中显现的”可预测社会”焦虑——信息系统的预测与干预能力及其伴随的不透明性与失控——这一文学演化不仅反映了技术想象的变化,也揭示了社会组织逻辑从确定性计算向概率预测的深层转换。

在理论层面,本文提出”预测性互相异化”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当代技术结构中人类与机器的双向限制关系。本文的具体贡献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在概念层面,“预测性互相异化”通过引入 Simondon”具体化/抽象化”的分析框架,为理解预测性算法系统的异化提供了一个超越”单向控制”叙事的工具——不仅揭示人类主体性的概率化压缩,也揭示技术系统认识论潜力的结构性封闭,并论证了这两个方向的不对称但相互构成的关系。第二,在文学研究层面,本文系统化了中国科幻文学中从”可计算社会”到”可预测社会”的叙事转变,并通过对叶永烈”参观”式叙事、韩松”封闭”式叙事和刘慈欣”宇宙学”式叙事的形式分析,展示了文学如何以独立于理论的方式生产关于信息秩序的知识。第三,在跨学科层面,本文通过将中国科幻文学的文化-政治语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遗产、控制论的制度亲和力、当代算法治理实践)纳入分析,论证了”预测性互相异化”并非一个去语境化的普遍结构,而是在特定文化条件下以特定方式实现的——中国语境为理解这一结构的多元可能性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

中国科幻文学由此不仅是未来想象的表达,也构成理解当代算法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通过将文学分析,技术哲学与算法治理研究结合——在Jameson的”社会思想实验”方法论,Suvin的”认知陌生化”概念以及Vint的”通俗理论”框架的指引下——本文试图说明,当代预测性技术系统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在长期的信息社会想象中逐步形成的。而中国科幻文学,以其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计划经济遗产与当代算法治理实践,为这一文化前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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